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跌入谷底曾经入狱 看“中国第一商贩”的起伏人生

来源:法制日报 作者:李光明 编辑:周怡琳 实习编辑 唐伊虹 2018-09-17 10:06:48
时刻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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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历史总会不经意地选择一些人,赋予他们特别的使命,让他们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符号。

  “傻子”年广久就是这样一个符号。

  他和他的“傻子瓜子”深深地烙印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,成为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不能绕过的人。

图①改革开放之初,“傻子”年广久是芜湖最早在街头摆摊叫卖瓜子的商贩。图为年广久满面春风在为顾客称瓜子。(资料图片)

  不久前,记者见到年广久,他刚从美国旅游回来。只见他精神矍铄,大背头梳得油光发亮,腰板挺直,丝毫不像是年近82岁的老人。

  年广久被称为“中国第一商贩”,曾三次因为“投机倒把”等罪名被判刑或关押,也曾因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3次提及而化险为夷。

  回忆那段历史,年广久心静如水地讲述了自己的传奇人生。

  或许是受商埠文化影响,从小跟随父母做小买卖的年广久,骨子里都是做生意的念想。卖瓜子时总是多抓一把,得到了一个“傻子”的外号

  1937年1月17日,年广久出生于安徽省怀远县一个贫寒农家,7岁随父母逃荒到芜湖,9岁随父母摆摊做水果生意。

  芜湖是我国“四大米市”之一,包括个体在内的商品经济久负盛名,形成特有的商埠文化。或许是受到这一文化影响,没有读过书、从小跟随父母做小买卖的年广久,骨子里都是做生意的念想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个体私营经济逐渐退出舞台,年广久却一直操持着摆摊做水果的买卖。

  那时,南京浦口是水果小贩常去的地方。安徽砀山、山东烟台等地的一些农户,带上自己种的苹果、梨子,扒上运煤炭的火车到浦口贩卖。

  年广久到浦口找这些小贩进货,再将水果运回芜湖,在街头摆上一个水果摊叫卖。

  年广久心思活泛,为了吸引人们买水果,1962年,他花了100多元,托人从南京买了一台熊猫牌收音机,放在水果摊上收听,“每每播到唱戏的,都会围上很多人”。

  或许是因为太招摇了,1963年,年广久因“投机倒把罪”被判刑。

  出来后没消停几天,年广久又重操旧业。

  1966年,他因屡教不改,成了“牛鬼蛇神”,被关押20多天。

  这次解除关押后,年广久不卖水果了。

图②耄耋之年的年广久依然保持在门店叫卖瓜子的习惯。图为年广久在记者采访时看到有顾客要买瓜子,上前热情招呼。本报记者 李光明 摄

  “水果容易腐烂,成本也大,而瓜子成本小。”年广久说,1967年他跟着一位丁姓老人学会了炒瓜子,从此,他从卖水果转行卖起了瓜子。

  这次,年广久变聪明了,学会了周旋。

  “白天在车站码头摆摊,晚上就到电影院。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来了,我就走,他走了,我又来。”年广久比划着说起当年与“打办”“打游击”的情形。

  卖瓜子虽然躲躲藏藏,年广久却想把这门生意做好。他走访全国多地,调查炒焙技术和口味配方,集众所长,炒出了风味独特而又南北口味适宜的瓜子。

  除了口味独特,年广久卖瓜子还有“一绝”:人家买一包瓜子,他还会另外抓一把给人家。就这样,他的“抓一把”传开了,得到了一个“傻子”的外号。

  “说我‘傻子’的人,都是经常来买我瓜子的人。”年广久颇有几分得意,他认为这是自己生意兴隆的根源所在。

  后来,年广久干脆将“傻子瓜子”作为产品的品牌。

  瓜子厂日渐红火,却引起了“姓‘资’还是姓‘社’”的争论,甚至惊动了邓小平同志。

  不管是卖水果还是卖瓜子,年广久的生意只能算“小打小闹”。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,年广久才算大张旗鼓地做起生意。

  一开始,年广久在家里砌起炉灶,与长子年金宝、次子年强炒瓜子出售。1981年年底,年广久与年强在芜湖郊区阡坡山租地建厂房,办起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──傻子瓜子厂。瓜子厂架起9口大锅,雇了103人帮工。

  生意火了,年广久也摊上事了。

  苗头出现在芜湖大众电影院门口的一张小字报。

  1981年9月11日,芜湖分管财贸的副市长走访年广久。第二天,《芜湖日报》头版以《货真价实的傻子瓜子》为题作了报道。此后一天,大众电影院门口便出现了“傻子瓜子呆子报,呆子报道傻子笑。四项原则都不要,如此报道真胡闹”的小字报,指责《芜湖日报》的报道,矛头直指年广久和“傻子瓜子”。

  为何?傻子瓜子厂雇了103人,超过了“国家关于个体户用工不得超过七人”的规定,引起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争论。

  事情还没完。

  1982年,在“傻子瓜子”的带动下,芜湖出现10多家国营、集体、个体瓜子厂,市场竞争激烈。年广久和二儿子年强决定将每斤瓜子的价格从2.4元降为1.76元,这一下子在市场上掀起巨大波澜。年广久的瓜子迅速打进上海、南京、合肥、武汉等10多个大中城市,赢得了市场。高峰时,傻子瓜子厂一天的纯收入就有两万元。

  这一下,好比往“姓‘资’还是姓‘社’”的争论上浇了把油。很多人说年广久是“资本家”,是“剥削阶级”。

  争论从芜湖传到省里,又传到中央。当地有关部门开始调查、关注“傻子瓜子”。

  很快,调查有了结论,“对年广久要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必要的调节和限制”。

  1982年下半年,芜湖市贸易货栈为限制“傻子瓜子”发展,停止了对“傻子瓜子”的瓜子生货供应。

  “我一气之下,扛走贸易货栈的牌子,送到市委机关大院。”年广久说。

  这是年广久和他的“傻子瓜子”遇到的第一次危机。

  帮助年广久度过这次危机的是邓小平同志。

  据原安徽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办公室副主任江鲲池撰写的《安徽农村改革的马前卒》一文披露,担任过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秘书的省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,曾派人去芜湖调查“傻子瓜子”问题,并且写了一个调查报告,在上报省领导的同时,也上报给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,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认为很有典型意义,于是又把材料汇报给了邓小平同志。

  1982年4月间,邓小平同志看到安徽“傻子瓜子”问题的调查报告,对“姓‘资’还是姓‘社’”的争论,他指示:“先放一放,看一看。”

  时间进入1983年,对于年广久来说,这可能是灰色的一年。当年1月,次子年强与年广久分开,独自创办瓜子总厂。之后,长子年金宝成立金宝炒货场。

  当年3月,年广久带领一批技术人员离开芜湖,到上海附近的昆山创办瓜子厂。

  这一年10月,芜湖市派工商、税务、银行人员进驻年强经营的瓜子厂,进行监管。随后,年强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六师之邀,去了农垦六师办厂。

  “傻子瓜子”一度进入低潮。

  直到1984年,年广久和他的“傻子瓜子”迎来转机。

  1984年,中央1号文件提出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。年广久回到芜湖,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、清水工业公司联营成立“芜湖傻子瓜子公司”,并出任总经理。同时,年强也回到自己创办的傻子瓜子总厂。“傻子瓜子”又火起来。

  这一年的10月22日,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:“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,相当震动呀,大家担心得不得了。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。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?如果你一动,群众就说政策变了,人心就不安了。你解决了一个‘傻子瓜子’,会牵动人心不安,没有益处。让‘傻子瓜子’经营一段,怕什么?伤害了社会主义吗?”

  中央一号文件精神、邓小平同志关于“傻子瓜子”问题的表态,预示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会越来越好。可是,让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,联营公司产品滞销,3个月发不出工资。

  怎么办?年广久又动起了心思。当时,不少行业都在搞有奖销售,年广久想搞一个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。有多大?奖品总价值达8万元,头等奖是一辆轿车。

  仅仅17天,“傻子瓜子”在全国30多个城市一共售出476万斤,销售额达700多万元。不过,随着有奖销售活动被叫停,因奖品无法兑现,公司遭遇退货潮,损失近百万元,再次陷入困局。

  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此后不久,年广久的蚌埠联营瓜子厂出现纠纷,打官司败诉,损失又是近百万元。

  年广久跌入了谷底。

  年广久觉得自己十分幸运,他找人代为给邓小平同志写信,表达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感恩,表示要兢兢业业地做“傻子”。

  那几年,不顺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。

  1989年9月25日,芜湖市新芜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、挪用、流氓罪,将年广久逮捕。

  举报年广久的,是联营公司的一位副经理。

  年广久说,联营后,厂里来了10多人,他们的工资从原来的30多元一下子提高到了500多元,但这些人上班看报、不干实事的作风没有改。

  为此,年广久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,比如不准迟到、不准带早点到厂里、不准看报、在厂里上厕所只能小便等。

  “我每天早上提前两分钟站在厂门口,谁迟到了,当场扣1块钱。”年广久说,现在回想起来,这些做法有些苛刻了。

  但是,他仍然不能理解那位副经理为何要举报自己,“我收到麻袋款后,给厂里说了,也打了条子,怎么就成了贪污、挪用,还被关呢”?

  1991年1月11日,年广久案一审宣判。法院认定年广久贪污、挪用公款罪不成立;以犯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,缓刑三年。

 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,认为一审法院定罪量刑均不当。

  1992年1月18日至21日,邓小平同志南巡,在讲话中再次提及“傻子瓜子”。邓小平同志说,“农村改革初期,安徽出了个‘傻子瓜子’问题。当时许多人不舒服,说他赚了100万,主张动他。我说不能动,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,得不偿失。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,如果处理不当,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,影响改革的全局。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,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”。

  1992年3月13日,年广久被释放。

  在当时最先报道年广久出狱的《安徽工人报》记者田柏强看来,一审判决十分清楚,不能认定年广久贪污、挪用公款罪。

  当时,田柏强还采访了二审法院法官,他认为法官也不会支持检察机关的抗诉,只不过“邓小平同志讲话对此案有促进作用,加速了年广久的释放”。

  对于流氓罪,年广久没有向记者作过多解释,仅说是因为自己收到了一些全国各地年轻姑娘和大学生的求爱信,他不识字,也没有回过信,只是把信带回家了,“我也不能理解怎么就犯了流氓罪”。

  释放后,借着邓小平南巡讲话和改革开放的东风,年广久重新经营“傻子瓜子”,直到目前,企业一直稳步发展。

  年广久觉得自己十分幸运,能够化险为夷,离不开邓小平同志的“点名保护”。

  1992年12月30日,年广久带上两个儿子,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。

  没有文化不识字的年广久,找到时任安徽师范大学新闻系教授舒咏平代为拟写,表达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拥护和感恩,表示要兢兢业业地做“傻子”,把“傻子瓜子”经营好。

  随信,年广久还给邓小平同志寄了几斤瓜子。年广久说,信寄出去不久,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:“瓜子已转交邓小平同志。”

  “我终生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邓小平。”年广久说,他去过四川广安邓小平同志故里,看到邓小平铜像时,他热泪纵横。

  “我还有梦想,就是‘傻子’还要发展,个体私营经济还要大发展,这样才不会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途上掉队”

  在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年氏工业园内,建有傻子瓜子博物馆。馆内有一张邓小平同志嗑傻子瓜子的图片和一座邓小平同志的铜像。

  年广久说,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,没有邓小平,就没有改革开放,就没有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。“个体私营经济更不能忘了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,才有了今天的发展繁荣”。

  “和一些后来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相比,‘傻子瓜子’无论在规模上、利税上都无法比,但是‘傻子’的坚守不会变。”年广久说,他和“傻子瓜子”的跌宕起伏与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轨迹高度重合。

  尽管已经多年不在生产经营一线,但年广久只要没有事就到门店站柜台。有人驻足,他会起身笑脸相迎;顾客挑选好瓜子,他会熟练装袋称秤,还是不忘多抓一把。

  如今稳步发展的“傻子瓜子”,已不光经营瓜子一种产品,还有很多业态。但是,“傻子瓜子”仍然是年氏最厚重的标签。正如年广久所言,年家要做永远的“傻子”。为此,年强开创了“金傻子”瓜子品牌,并成为安徽省第一家被认定为“绿色食品”的瓜子产品。

  目前,“傻子瓜子”主要还是依托全国数千个专卖店经营销售。年广久觉得,商超、电商都要压款结算,没有专卖店的资金回收快,而且风险小,“网上的东西假货多,消费者在专卖店面对面选购,东西看得见、摸得着,买得放心”。

  “我还有梦想,就是‘傻子’还要发展,个体私营经济还要大发展,这样才不会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途上掉队。”年广久说。

  记者手记

  采访结束时,年广久执意要送记者出门。车子渐行渐远,看着后视镜里连连挥手的年广久,我不仅感慨:这位耄耋老人要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心,才能装得下这么多沧桑?

  在“傻子瓜子”博物馆,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的主要撰稿人之一、《光明日报》原副总编辑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王强华有一段留言:“真标”讨论,“傻子”创业,一个是理论前导,一个是行动先锋。异曲同工,合奏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胜利歌。

  这句话,点透了年广久与改革开放的关系。

  “瓜子虽微志气高,凌云向阳领新潮。姓资姓社小平判,开放改革一路标。”将这首《七绝·傻子赞》送给年广久,祝福年广久。

  □本报记者 李光明

来源:法制日报

作者:李光明

编辑:周怡琳 实习编辑 唐伊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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