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看待“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”和“全面从严治党”二者之间的关系？有的认为这是两套东西，有的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，认为二者不可能兼容。对此，必须在理论上及时彻底地澄清，以避免认识上出现错误、实践上误入歧途。

　　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紧密联系、相互支撑、相得益彰，有机统一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。二者都旨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。

　　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，内在要求从严从紧，迫切要求全面从严治党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世间事，做于细，成于严。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。”政党是政治组织，管党治党要严，对党员的要求比对公民的要求要高，这本身就是世界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的普遍规律。从党的性质看，我们党是有着崇高的政治理想和严明的政治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，共产党员是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。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突出特点、一贯传统和独特优势。不从严，就不成其为政党，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，就不像、不是共产党了。从历史经验教训看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警示全党，“如果管党不力、治党不严，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”。不从严的后果，是党的生死存亡都成问题，还谈何科学化？从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看，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，归结起来就是管党治党失之于宽、失之于松、失之于软，不少工作连起码的标准都没有达到，一些制度流于形式、形同虚设，离科学化的标准还相差很远。因此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内在的、迫切的、第一位的要求，就是全面从严治党。应该说，在现阶段，管党治党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，而是失之于宽、失之于软，必须严字当头、严以贯之，以猛药去疴、重典治乱的决心,以刮骨疗毒、壮士断腕的勇气，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到底，使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。

　　全面从严治党，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进行，自觉遵循客观规律，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

　　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，就将科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，始终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全部实践。毛泽东同志早在1929年就在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》中提出，“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，科学化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，提出了从严治党的八点要求，“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”是压轴和兜底的一条，是贯彻其他七条要求的基础和支撑。

　　总书记强调，“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，对我们这样一个老党大党来说，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”，要“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、预见性、创造性、实效性”。可见，全面从严治党决不是不要科学化，决不是盲目地、随心所欲地、漫无边际地严。应当说，治国必先治党，治党务必从严，但从严必讲科学、必循法度。严不是最终目的，而是手段。在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的视野下，治国理政也好，管党治党也好，都要纳入法治化的轨道。

　　管党治党当然要严，但不是为严而严，不能严得脱离实际、严得出奇甚至出格，更不能严一阵、宽一阵，或者选择性执行、因人而异，或被舆论绑架、上纲上线，或下指标、制造严的政绩，而是要严而有据、严而有序。全面从严治党并不是越严越好，最终要以党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能力是否得到增强，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是否得到提高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否得到保持和发展，党群、干群关系是否得到改善，人民群众是否得到实惠，为最终检验标准。

　　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管党治党既以从严为底色和主基调，又贯穿科学精神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。监督执纪中，坚持治“病树”、拔“烂树”、正“歪树”、护“森林”相结合，针对不同问题的性质和特点，区别对待、分类处置，强调要把握运用好“四种形态”，让咬耳朵、扯袖子、红红脸、出出汗渐成常态，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，严重违纪重处分、作出重大职务调整成为少数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，充分体现“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”的方针；巡视工作中，做到有规在先、抓早抓小，突出政治巡视、深化专项巡视，紧盯重点人、重点事和重点问题，机动灵活、精准发现、定点突破，巡视组长一次一授权、不戴铁帽子，巡视不固定地区和部门，临时组建、临时派遣，必要时杀个“回马枪”，开展“回头看”，更好地发挥巡视震慑遏制治本作用；作风建设中，既“要制定严格的举措和要求，没有规矩不行，有了规矩就要严格执行”，“也要实事求是，不要层层加码”，“要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，如果脱离了实际，最后是难以长久坚持的”，这就指明了，从严本身也要从实际出发，要把握好严的尺度，取得实的效果。

　　不从严治党，治不住；不科学治党，治不好。管党治党必须将从严要求和科学思维有机结合起来，双轮驱动、两翼齐飞，才能落地生根、行久致远。